在提比略统治的后半阶段，年迈的元首离开罗马前往康帕尼亚(Campania)，然后又去了卡布里岛(Capri)。此后直到去世，提比略一直利用书信与听命于他的代理人实施统治。该现象使得元老院的实际从属地位及其软弱无助暴露无遗。在《编年史》(Annals)前几卷，塔西佗常常强调并谴责元老院成员的奴性与谄媚。他们缺乏后来欧洲贵族那种世袭自足的实力基地，亦无强有力的“选区”支持，自无力抗衡皇帝们的权势和庇护权；他们明白所谓“两头政治”的说法只不过是方便的虚构，因此明智地选择跟皇权合作。那么，对于现实存在的或潜在的误用或滥用皇权现象，人们能否期望存在其他制衡力量？元老院在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并因控制高等法院而在司法方面拥有新权力；元老院还负责意大利与公共行省的众多公务；并且国家的最高官职几乎全部被元老包揽——实际上这些职位一向由元老等级垄断；此外，元老们还与重要“友人”(amici principis)联系密切，这些人是元首的密友，有能力向元首进言；作为重要议会机构，元老院有着500年漫长的独立岁月，其存在确保了罗马城邦与罗马帝国的成功。因此，不难想象，即便对元首的批评只能通过“私人宴会和密友聚会”(Tacitu, Annals 3.54)小声传递，元老院一直是反对派希望的焦点。在尼禄统治早年，特拉塞亚·派图斯(Thrasea Paetus)之类的元老智囊们尚存有的独立希望，但最终元老只得对现实妥协，“当精选的决策人在别处达成协议时，他们在元老院中发表连篇累牍的空话；当最后决定权出于个人而非无知大众时，他们却热衷于无尽的高谈阔论与公共集会。”(Tacitus, Dialogus 41)尽管如此，皇帝还是主要依靠元老院管理国家，因为除非皇权建立在元老们的赞成或默许之上，没有哪个皇帝能真正感到安全。元老院从未丧失自身的“团队精神”(esprit de corps)，对于那些被认为滥用其最高权力的皇帝，元老院是敌视的。塔西佗在《阿格利可拉传》中所表达的确实是作者本人的哲学见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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