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，科学研究对于世界的基本道德信念，以及他对世界所肩负的使命，与哲学的基本道德信念是井水不犯河水，而且理应如此。这已不是什么偶然的事，而是一种本质上必不可少的事实。实证的研究者最初的认识意志是想支配一切自然，并由此建立一种秩序：把握自然的“规律”，这也就是他的最终目的。所感兴趣的不是究竟是什么，而是如何通过意念能够弄出世界来，以便在最大限度内认定世界是通过实践而完全能够改变的。因此，他们的基本道德观念不是屈尊和爱，而是为尽可能地控制世界而进行的自我控制。当然，对于认识事物的爱同样也深深地打动着研究者，比如科学把哲学，把对偶然本质的认识的认识当作前提；但这并非打动哲学家的那种对于对象自身存在的爱。实证的研究者对认识的爱只是对某种认识的爱，这种认识除了满足使认识相符合并逻辑正确（这是适用于一切认识的两条标准）之外，尚能，而且也只能使整个世界得以被把握，并且无固定的目的和用途。无疑，哲学家也必须接受自我控制的引导；不过，自我控制引导哲学家，只是作为启发式的教育原则，为的是凭着认识的帮助，使认识最大限度地符合对象，从而通过深深地屈尊自己的存在意志，甩掉对象存在身上的“偶然此在”，并尽最大可能直观其存在内涵，直观其永恒的本质。一旦跨进认识的门槛，哲学家必须重新打消意志（一切偶然此在在本质上的行为相关物），彻底地“献身”于其对象的纯粹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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